自美國上世紀七十年代實行針對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優惠待遇制度(GSP)以來，印度一直是該制度最大的受益國。但隨著貿易和投資政策爭端擴大，美國在考慮撤銷對印度的“零關稅”待遇。

據報道，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在未來兩周，就印度能否繼續享受所謂“普遍優惠關稅”做出評估報告。隨后，特朗普政府可能做出終止印度出口美國全部產品零關稅優惠的“最嚴厲處罰”。

而在評估報告引發印方擔憂的同時，美國商務部部長威爾伯·羅斯也將于2月14日訪問新德里，出席并共同主持美印工商業CEO論壇。按照羅斯的說法，該論壇將“對兩個偉大國家之間建立富有成果的商業關系和強有力的經濟聯系至關重要”。在短暫的一兩周中，華盛頓向印度發出了重疊著正負消息的多重信號，耐人尋味。

印度在服務貿易中的優勢領域，挑戰了美國核心競爭力

眾所周知，以單邊主義重塑雙邊與多邊貿易安排，是特朗普政府實現“美國優先”的一貫手段。

在美印經貿關系上，特朗普自上臺以來，早已多次指責印度對進口產品的高關稅。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還取消了印度出口美國的至少50種產品（包括農產品、織布機等在內）的免稅優惠。2月5日特朗普在發表國情咨文時，再次強調了將推動《美國貿易對等法》的通過，該立法勢必將在印度維持高關稅的情況下，以高關稅對其還擊。

事實上，迫于美國的持續壓力，印度在去年2月將從美國進口哈雷摩托的關稅已壓到了50%。但特朗普對此并不滿意，他在今年年初的最新評論是：我只是談了幾分鐘，印度就把100%的關稅降到了50%，但現在還是50%比2.4%（美方征收印度進口摩托車的關稅），這不公平。

由此可見，與華盛頓傳達出的雙重信號相應的是，白宮也在希冀著達成兩個目標：一是對印度輸美產品加征關稅，保護美國本土產業；二是施壓印度降低關稅，進一步打開印度市場。

從數據上看，印度雖然是美國第9大貿易伙伴，但按照2017年的統計，美國在兩國貨物貿易中的逆差只有229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總額（約5660億美元）的4%。如此小規模的逆差，還能引起特朗普政府的高度關注，首當其沖的原因可能與美印貿易關系的增長率與結構分布存在關聯。

一方面，美印貿易互動在過去十多年來，經歷了爆發式的高歌猛進。2017年時印度在貨物與服務貿易上對美國的出口額，與2007年水平相比分別增加了101%和183%。如此快速的成長，不得不令美方產生未雨綢繆的憂慮。

另一方面，在貨物貿易逆差有限的同時，美國在與印度的服務貿易互動中也同樣處于逆差狀態。2017年，美國對印度的服務貿易逆差達到44億美元，比2016年增長了15.2%。通訊、電腦、信息、研發以及旅游行業，成為印度在服務貿易中的優勢領域，這無疑對當今美國的核心競爭力帶來了挑戰。

特朗普政府在對印政策上，尋求更多施壓工具

除了美印經貿關系近年來的結構性變化之外，特朗普政府也的確需要在對印政策上，尋求更多足以施壓的工具。

過去一年多以來，特朗普政府高調推進了所謂“印太”構想，促成了美印外長與防長的“2+2”高級別會晤，似乎在“印太”的大框架下，極大地提升了美印兩國的安全戰略合作。饒是如此，但印度仍按計劃從俄羅斯購買了S400防空導彈系統，在伊核問題上也并沒有徹底同美國亦步亦趨。

換言之，印度在維護自身與地區安全的維度上，雖然希望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卻又不愿也不會完全登上特朗普的戰車。面對印度的多面下注，特朗普政府自然也就傾向于對印度形成壓力，時刻敲打新德里的朋友們。

當然，也正是因為其中的各取所需與若即若離，美國在貿易上對印度的可能發難，大概率不會導致美印目前的地緣戰略與安全層面的互動破局，只是會再次驗證，鷹與象之間關系是微妙與相互借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