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中良集裝箱有限公司停止運營已經過去了2個月，對其因為停運所產生的衍生問題該如何解決，仍在探討中，而且也暫時不會塵埃落定。

經常的做法是，看看歐美發達國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想想我們是否能夠照方抓藥。

歐美國家的市場監管體系，是將產業中各主體之間在運行中所產生的矛盾盡量導入到司法體系，由此支撐了龐大的司法隊伍和律師體系。

有資料顯示：

美國的律師業所產生的GDP每年超過1萬億美元，而中國的律師業所產生的GDP僅為400億元。中國的律師業所產生的GDP不及美國的1/150。

可見二者具有怎樣的差距。這樣的差距，不應僅從我們的司法體系落后來解釋，不是需要我們通過強化司法體系的建設來不斷彌補這個差距，而是應該切實的比較和總結這兩個體系的異同，并優化我們當下的市場監管體系。

1、當下市場監管的邏輯

中國的市場監管體系，在計劃經濟體系和改革開放的大多數時候，還是以市場準入作為基本的監管手段，希望從前端就控制好市場參與者，從而使市場健康發展。

在具體的實踐中，行業主管部門很難從一些表象的準入條件中真正篩選出能夠創造價值的企業，卻給企業帶來了無數的進入門檻，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同時也滋生了不少權力尋租的可能性。

企業滿足條件進入市場后，政府的事中事后監管沒能跟上，于是市場亂象叢生。由于企業進入的審批權在政府手中，因此市場發生問題后，很自然就會歸咎于政府。于是，就能經常看到企業和個人的維權，而且很多時候這種維權發生了變異，常常超出了人們的想象，被稱為違法維權或過度維權，極端的維權方式就是跳樓或者自焚。

中國政府還沒有真正成為“服務型政府”，當官很大程度上有權力的滿足感和獲得感。“由上至下”所傳導的維穩壓力在遇到企業和個人維權的時候，很多時候希望把事件和糾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而很多時候市場糾紛會被導入到政府介入的協調處理程序，這常常被法律界人士看作是政府“和稀泥”。

在具體的操作中，不去細究法律條款和法律責任，不去仔細厘清究竟哪方有理有據，而是按照政府的邏輯，按照社會穩定的邏輯，讓有錢的多承擔，讓“據理力爭”的多獲得。這其實給市場一個信號， “不管有理沒理，維權有理”，法律并不一定管用，只要去爭取，就會有收益。“玩”得越過火，獲得會越多。這就是過去常常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產生的根本原因。

美國的官員則不存在這種維穩的壓力，企業和民眾不可能通過維權要挾政府，出了問題自然就會找法律手段去解決。很多年的市場磨合也讓相關的法律體系逐步完善，同時也積累了很多案例，從而讓利益相關方對司法體系有信心。當然，打官司是要花錢的，而且不是小錢。因此也要充分理解，歐美的市場經濟體系，其實是一個昂貴的市場經濟體系。到底哪個體系能夠讓市場參與者獲得更為公正的待遇，并沒有確切的答案。在美國，大公司能夠請更好的律師，因而最終的審判結果有可能向大公司傾斜。

中國的體系中，政府的協調處理機制往往會讓大公司承擔更多。政府的協調處理機制也不見得是一件壞事，關鍵時候的“快刀斬亂麻”具有巨大的維穩效應，不過肯定會產生維穩下的冤魂。誰又知道，歐美的司法體系中，產生過多少掩蓋在“公正”面紗下的冤魂呢？但這不重要，歐美人對談判、選舉和司法的結果普遍接納，承認這就是社會所規定的博弈機制，這是與中國大不同的地方。在中國，長期以來把官員稱為“父母官”。因此，在人們之間產生糾紛的時候找父母官評理理所當然，評理往往也不是真正的“理”，還會夾雜一些非理性成分，還可以“任性”和“撒嬌”。被“父母官”所“嬌生慣養”的民眾難有尋求“真理”的意識，因為他們深刻懂得“會哭的孩子有奶吃”。

2、面向未來的市場監管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簡政放權不斷推進，在市場準入領域的門檻不斷減少和降低，這會不會將中國的市場規制導向到歐美的軌道中？

不會，應該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監管體系，政府部門要在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責的同時，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規范作用、行業組織的自律作用、市場專業化服務組織、公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實現社會共同治理，即企業自律、行業自治、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管的社會共治理念。

履行市場監管職責

市場監管職責并非要繼續擴大，而是對曾經所設定的企業注冊資金、基本條件和從業要求的門檻應該逐步放開，而將監管的重點放在與安全和環保相關的領域。在對社會產生負外部性較大的領域，不斷強化政府的監管職責，從而堵住企業在市場運行過程中的不端行為，讓市場中曾經存在的“地溝油”“毒牛奶”等不再發生。當然，強化政府的監管職責，需要有恰如其分的追責體系相匹配，“盡職免責”應該盡快完善和細化，讓政府能夠放開對企業的過度監管，從事實現安全與發展的協調統一。

在歐美國家能夠暢行無阻的諸多事項在中國卻不行，這是安全過度追責下政府官員的理性選擇。同時，做好市場監管，并非要擴展相應的監管隊伍。利用現代化的信息技術可以大大節約執法成本，不少企業已經能夠為政府的監管做一些替代性工作。比如水運物流平臺所積累的大數據就可以為政府所用，“企查查”這樣的互聯網平臺也能夠起到消除部分的市場信息不對稱。另外，政府的日常監管不再是管轄范圍內的巡查，而是做到隨機抽查，并加大懲戒力度，從而織起一道“疏而不漏”的監管之網。

行業組織的自律

在集裝箱運輸領域，行業組織最需要做的是提供范式合同。這樣的合同應該跟海事法院經過深入探討，跟過往的司法實踐充分磨合，彌補與一般合同法所規定的一些行業特征和漏洞，從而成為行業從業者慣用的合同。推廣這樣的合同，有利于構建行業內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穩定關系，出了問題也有利于海事法院的審判。

現在的合同五花八門，其中規定的細節十分繁雜。海事法院在面對這樣的糾紛的時候，只能一事一議，不可能提供確定的審判結果。行業組織的自律，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在制定行業基本服務標準的前提下，提出行業的最低參考價。對于低于最低參考價運營的企業，行業組織應該發揮作用，共同推動其價格的回歸，避免行業陷入惡性競爭的境地。在與安全和環保無關的市場準入領域，行業組織應該承擔起責任，讓市場的過度競爭通過行業組織的自律來實現。

市場化的專業服務

相關的服務方包括研究機構、水運物流平臺和智庫。

研究機構可以為企業提供戰略和具體業務的咨詢服務，水運物流平臺可以通過服務客戶的過程中所積累的大數據所形成的價格指數，作為引導市場良性發展的標志性指標。

水運物流平臺為客戶服務過程中所建立的交易體系，本身就具有市場凈化的功能，有助于減少市場交易的成本。同時要理解，航交所其實也是一種水運物流平臺，在中國往往是由政府發起成立，承擔一部分公共服務平臺的職責。水運物流平臺同時也具有公共服務屬性，就看政府如何利用其數據來行使市場監管。行業協會也能夠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為行業政策、法規、標準的優化獻計獻策。

市場信息的披露也可以交給市場化的機構去做，這些機構自身有不斷完善其信息披露精確度的動力，其信息披露的好壞直接影響其企業運行狀態。第三方的市場監測及評估機構還可以跟政府信息披露可能產生的社會不穩因素相隔離。信息披露的誤報或缺報也會引起市場的異動，政府應該努力多培育這樣的機構，讓其在相互競爭中逐步提升信息服務的能力，從而實現市場的良性發展。行業高端智庫則應當在弘揚行業核心價值觀、提供決策咨詢、宣揚行業正能力、參與國際交流合作等方面發揮作用。

公眾和輿論的監督作用

輿論的監督作用很重要，需要相關媒體發揮作用，新時代的網絡新媒體將會發揮更大的作用。網絡新媒體的時效性更強，公眾的可閱讀性更強，傳播的范圍更廣。對其的規制，是將其引導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框架下思考問題和探討問題，提供信息披露和交流的渠道，從而為解決問題提供可能。

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需要擴展和細化到水運行業，成為水運人日常行為的準則。不做違法的事，以誠信和服務為本，以奢侈態度和匠心對待自己的產品，弘揚行業正能量，是每個水運企業和從業者應該遵循的基本操守。

如上面所述的“多管齊下”的社會共治，就可能將水運市場引向健康發展的軌道，而洋浦中良停運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就不會再出現。

本文由“港口網www.zispos.com”特約交通運輸部水運科學研究院謝燮獨家提供